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By admin in 科技中心 on 2019年5月5日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实力不断增强,作用影响日益显现,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今年6月2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会议总结了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取得的成效,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点工作。这些部署对于加快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取得明显实效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目标,我国着力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发起了一场“放管服”相结合的刀刃向内的改革攻坚。

社会组织登记数量快速增长。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高涨,政府因势利导,改革双重登记管理制度为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使我国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6年,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从38.69万增长到66.2万。

一是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审批,放宽市场准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精心设计组织,加强督促检查,突破多种阻力,大幅度减少政府审批,全面清理规范各类行政许可,彻底终结非行政审批,着力推进商事登记制度变革,探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放更多的权给市场、企业和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拓展市场作用空间、释放企业发展活力、发挥好地方政府的作用。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力求做到精准放权,把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事项放给市场,把应该由地方政府决定的事项放给地方政府;力求做到协同放权,涉及同一需要下放事项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同步放权;力求做到有序放权,专业性比较强的审批事项的下放,与基层公务员培训结合起来,确保被下放的审批事项能够“接得住、管得好”。

社会组织运作管理日益规范。为维护社会组织的良好发展秩序,政府引入了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年度检查、随机抽查、工作约谈和重大事项报告等监管措施,社会组织在机构设置、内部管理、业务活动等方面的规范性不断增强。

二是坚持放管结合,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到科学地管、有效地管、适当地管、简约地管。根据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以三个“主动”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主动纠正了监管错位,转换了政府角色,将监管重心后移,由严管市场准入到更多注重市场秩序监管。主动改进了政府监管体系,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监管体系,整合监管职能和执法力量,构建统一、权威、系统的监管制度。主动创新政府监管方式,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行“互联网+”“两随机、一公开”等新型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和公正性。

社会组织能力水平显著提高。在政府开展等级评估、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一系列举措的长期培育和支持下,社会组织资源募集、服务供给、政策倡导等能力稳步提升,综合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734.8万人,全年累计收入2929亿元人民币,支出2383.8亿元,相比2008年分别提高了160.8%、218%和264.8%。

三是重塑政府职能,提高服务供给能力。着眼于为民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以再造服务流程、整合服务资源、共享信息数据、增强功能联动性为重点,大力推进服务性政府建设。部署实施“一窗受理、一站服务”、承诺办理时限等制度,全面规范改进行政审批服务。推进信息系统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整合,建设全国统一政务服务平台,推动信用、人口信息等领域实现数据共享。

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

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政社关系进入了良性互动的轨道,但与此同时,一些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和体制性障碍也随之凸显。

澳门金沙30064在线网站,一是重塑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了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变革。国务院部门累计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比例达到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了90%,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通过简政放权和完善监管体系,变革监管方式方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政府管理“重事前、轻事后”“重审批、轻服务”的旧格局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

从结构上看,我国社会组织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2016年,东部地区11个省、中部地区8个省、西部地区12个省的社会组织分别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47.3%、24.4%和27%。2015年底,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和广西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社会组织总数为50439个,平均每个自治区10088个,是全国平均数的47.2%,相比2008年下降了1.4%。从整体上看,社会组织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不同省级行政区域之间的数量差异较大,并且区域不平衡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二是重塑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改进了政府服务社会的方式。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已设立政务大厅42个,全国县级以上政府设立政务大厅3000余个,覆盖率超过94%;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已累计削减70%;绝大部分不合理的循环证明和反复证明已被清理。优化政府服务方便了群众和企业,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从过程上看,社会组织发展呈现阶段不稳定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组织政策采取的主要是渐进式改革路径,但近年来发生的大规模政策突变影响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据相关统计,2008年以来,国务院各部门陆续发布了118条与社会组织有关的部门规章,其中2012年之后发布83条,占70.33%。不同部门在政策意图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政策文本也各有侧重,为我们勾勒出社会组织政策的多样化图景,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地方层面的选择性执行和社会组织有偏向的预期。

三是提升了政府效能,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减少了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增强了政府监管市场运行的能力,提高了政府服务社会的水平,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上了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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