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指明研究路——追忆恩师苏秉琦先生(马文宽)

By admin in 历史 on 2019年5月5日

 

怀念恩师张之恒先生

马文宽

 

那是1978年寒假结束的前一天,我去北京大学历史系了解有关我的毕业分配及我是否还有可能“归队”从事考古工作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无关痛痒,我悻悻地走出了办公室,在校园漫步。这时便想到,应去看望一下教过我的老师,因为在1957年10月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没有一位授课老师歧视过我,他们总是以同情的态度对待我,指导我的学习。当时距我所处位置最近的是吕遵谔先生的家,进门后受到了先生的热情接待,我的心情一下子暖了起来。更让我异常兴奋的是,吕先生给我说了一个大好消息。吕先生像20余年前讲课一样,话语急速地对我说:“马文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年考古所批下来10个业务指标,可以从外省调入。我与考古所没有业务联系,帮不上忙。你下午进城就去苏(秉琦)先生家,请他给你推荐。你调回来搞考古,也好与家人团聚啊!”吕先生这番感人的肺腑之言,使我终生难忘。

中午,刘兴林兄来电话,说之恒师走了,我惊愕。原本打算待学期课程结束后去看望病中的老师,却不意老师遽然离去了,让人没有一点准备。晚间顶着寒风去老师家拜望师母,也是表达对老师的感恩和追念,师母讲到老师生病七年来的不易,讲到他留下遗嘱,要求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买墓地、不发讣告等等,说要让自己静静的来,也静静地走,尽量不要打搅他人,包括自己的学生,这一切都让我倍感老师的仁慈和美善,这正是老师一贯的做法。

那一天,在校内食堂就餐后,为了不打扰苏先生午休,我在未名湖畔散步以打发时光。此时心绪起伏,幻想着调回北京后能够呵护爱妻与两个年幼活泼的女儿;更幻想着重新从事考古专业后,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当然,更多的是回忆起恩师苏先生一次次地对我的关怀。

 

196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吴村初级中学劳动、教学期间,苏先生见到山西省考古界的领导,就建议他们把我从清徐县调到省里从事考古工作(这是同窗叶学明先生告知的)。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苏先生得知他的一名学生成为省文物工作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时,就想通过她把我调到省文管会工作。此校友受先生之命,自然努力去办理,进展颇为顺利,几乎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但不久我被告知,这次调动工作又被无情地终止了。忆起几次的工作调动均无果而终,于是感叹自己真是人生多舛!可是此时又有了一线希望:这次是否能有所转机?

回想起当年在南大读书时,老师教我们石器时代考古,那是我最感兴趣的课程,因此我也成为老师最喜爱的学生之一,他的课我总是能考得最好的成绩,记得新石器考试时得了98分。其实,学生给老师最好的报答就是能取得好成绩。大学二年级时,老师又带我们去海安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做考古实习,我们从老师那里学会了布方、看方、划地层、敛平找遗迹边缘或用手铲剥出墓边、清理遗迹和遗物、分析各种难以理解的出土现象、测量绘图、做探方笔记,直到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整理遗物写出报告。如果说后来我们能在田野考古中做出一点成绩,那其中就有老师的心血啊!大学毕业以后,虽然同在南京,但却很少见面,不过一直保持联系,记得主持《东南文化》时,还为老师编发过文章;在做长江文化研究时,我寻求老师的帮助,老师欣然参与,并且很快寄来文章。老师每次见到我脸上也总是满布笑容,虽然多数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严肃和端庄。

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在西直门下了公交车后步行到苏先生家,先生如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先生说明来意以后,先生说:“你如能调回北京那太好了。不管办成办不成,明天我一到所里就向所领导推荐你。但你可还要有两手准备啊。”在我起身要告别的时候见到了师母,她对我说:“看来你的身体还很好啊。”并又提起1959年初我从陕西华县替先生扛回一大口袋大红枣的往事。

 

那是1958年秋,我跟随北大历史系54级考古班的同学去陕西华县,参加该班为期半年的考古田野实习,被分配做每天发掘出土“小件”、陶片的登记和保管工作。在此期间,苏先生来华县指导学生实习发掘工作。由于我常在室内工作,有时就陪同苏先生观看发掘出土的“小件”和陶片,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先生做学问的思路与方法潜移默化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苏先生在离开华县前对我说:“文宽,明天我离开这里了,还要到别处去。我在这里买了一口袋红枣,你回北京时帮我送回家吧!”我爽快地答应了。就是这么一点极为平常的小事,20年后师母还记着,使我非常感动。几十年来,苏先生在业务上、生活上对我的教导、关心实在太多了。现在想来,自己对先生的回报实在太少了。

2002年,老师知道我又要回母校执教,特地和师娘请我在南大二号教师宿舍旁的一个饭店里吃了一顿美餐,席间,他鼓励我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并相信我一定会做出成绩,老师和师母的关爱让我一直记在心头,不敢懈怠。前几年,老师生病了,我们时常在电话中交流,他总是说你们忙,不要来看望,他一直为学生着想的美德体现了教师的天职,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言行。老师,谢谢您的教诲!

经苏先生向研究所领导推荐以后,不久我的档案就调到了考古所。在多方人士的帮助下,经历了一番极为曲折复杂的过程和考试后,1978年12月1日我终于调回了北京。18年的农村劳动和中学教学工作结束了,我进入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我的考古人生。回京的第二天我去所里报到,时任考古所党委副书记的乌恩岳斯图先生问我今后的业务方向是什么,这一问题我已想了很长时间。我当时觉得,长期脱离考古业务,并且自己也已40多岁,无论做哪一项研究都需从头开始,都需付出极大的努力。考虑到李文杰先生与我大学同班,在调动工作期间他与我的另一位同学徐光冀先生曾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于是我决定到长江队去与文杰一起工作。在乌恩先生向夏鼐所长汇报以后,就这样定下来了。出了办公室去看望苏先生。当先生听到我要去长江队时,马上对我说:“文宽啊,早期考古是咱们所的研究重点,很多人研究20多年了,你要出点成绩,何时能赶上人家?现在咱们研究所开展瓷窑考古了,搞的人很少又是新课题,你还不如搞点瓷器研究,这样出成绩或许较快一些。”先生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觉得非常有道理,还是搞瓷器更适合我。于是我立即又去找乌恩先生,当他了解了我的来意之后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还得去请示夏所长。”几分钟后,乌恩先生告诉我:“夏所长同意你搞瓷器,你准备明年春跟李德金去浙江发掘龙泉窑吧。”就这样,我到了汉唐研究室浙江队工作。

 

苏先生的几句话给我指明了研究方向,使我的一些长处得到了发挥,也使我后半生与瓷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苏先生的一席话指导了我后半生的学术生涯。在浙江队与李德金等先生的4年工作,使我掌握了瓷窑址的调查、发掘、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的全过程。这是我在考古所的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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